城市污水與垃圾、工業廢水、農藥化肥的滲透，都是地下水污染的成因，而不法企業用滲坑、井壓方式排污，更讓污染雪上加霜。人們多認為，地下水取之不盡、用之不竭，實質上，地下水一旦污染，極難恢復。除淺層地下水外，一般地下水自然更新周期約為1400年，而河水只需20年。深層地下水如被污染，等于永劫不復。

中國水資源總量有1/3為地下水，一半以上的城市和九成的鄉村以地下水為飲用水源。中國環境科學院監測過118個大中城市地下水，發現重污染城市占64%，輕污染城市占33%。從淺表到深層、由城市至鄉村，地下水污染蔓延勢頭迅猛。這些殘酷的數字，不僅讓人惶恐痛心，又何嘗不是在向國人發出最后警告？

現代醫學早已發現，人類80%的疾病都與水源污染有關。除了飲用會導致各種疾病外，被污染的地下水，還會進入自然界的食物鏈系統，完全無法控制。近年各地屢屢曝光的“癌癥村”、很多鄉村集中爆發的大病怪病，多與土壤與地下水被毒化有關。河水污染易被發現，而污染物進入地下水，除定期專業監測，極難被察覺。人類一旦傷害了地下含水層，不僅荼毒當代，還會禍及千年之后的子孫。

現在大陸有一些污染企業，為降低環保成本，直接把工業廢水排到深層地下。這種做法較隱蔽，違法成本低，監管難度大，極可能被一些企業仿效，屬于典型的環境犯罪。如果不建立長效的法律與監管機制，這些不法企業仍會向地下排放有毒廢水，而某些地方政府可能為了GDP，依舊為這些污染大戶“保駕護航”。如任由這種漠視環境與公民生命安全的行徑發展下來，這一代中國人都將成為歷史罪人。

要真正遏制地下水污染，需要審視對環境犯罪的立法。中國當下雖有《環境保護法》《水污染防治法》等，《刑法》也有“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”章節，但都缺乏立法的超前性和系統性，對環境犯罪的覆蓋面極窄。在司法與執法上，對環境犯罪多以罰金和行政處罰為主，刑事處罰力度極弱。《環境保護法》規定對“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，導致公私財產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后果的”，才追究刑事責任。

環境污染多有長時間的潛伏性，災害結果一旦發生，造成財產重大損失和人身傷亡時，對自然的損害已無法逆轉或恢復，如地下水污染、物種消亡等。如刑法只處罰那些已造成嚴重后果的犯罪，等于放棄了法律的預防功能，從某種程度說，《刑法》的寬容，等于在放任環境犯罪的發生。這完全有悖于環境立法以預防為主的原則。立法的不足，會導致自然環境的進一步惡化。

在西方發達國家，環境犯罪和搶劫等罪一樣，都被民眾視為嚴重的刑事犯罪。1980年代，美國國會把環境犯罪提高為重罪，罰金或自由刑的處罰都較重。根據美國水污染防治法，罰金最高刑可達到每日25萬美元，有期徒刑達15年，二次以上犯罪，最高罰金和刑期也會翻倍。在美國立法者看來，因環境犯罪具有不可逆轉性，社會和民眾需承擔極大代價，所以環境法的好壞，考慮的不是違法者的多少或處罰力度的大小，而是如何預防環境犯罪的發生，因此嚴厲的刑罰更為重要。環境犯罪多屬逐利型經濟犯罪，單純的民事或行政責任，難以遏制危害環境的行為。人們總期望用最小風險獲最大利益，刑罰越重，風險越大，才可能減少污染環境的行為。而刑罰過輕，逐利者會把違反環境法視為一種商業成本支出。中國目前大量企業有令不行、有禁不止，持的就是此這種心態。

此外，美國在1960年代興起的環境公益訴訟，對防止環境污染也有很大促進作用。任何公民、組織或國家機構為保護環境資源，都可根據法律規定代表公眾或公共利益，向侵犯環境權益的政府、企業或個人提起公益訴訟，并尋求司法救濟。如果原告將環境違法行為通知聯邦環保局長，60 內國家機關沒有積極履行義務，公民可起訴環保局長。環境公益訴訟，主要目的是賦予公民對政府的監督權利，強化公眾保護環境的力度。環境問題需要政府監管，但更需要民眾的參與和督促。這樣有利于把保護環境的責任，從政府轉向社會，從專業工作者轉向普羅大眾。

治污需用重典，全社會對環境犯罪都應當有嚴懲和監督的意識。讓地方政府不要為一時的政績所惑，成為不法企業的幫兇；讓監管和執法的行政機構，有執法的權力和動力，對瞞天過海的排污企業挖地三尺，守土有責；讓深受污染之苦的民眾，有發言權和訴訟的自由；讓環保組織或個人，可在法律的保護下，對違法企業進行公益訴訟。只有在政府、社會和民眾的共同努力下，才能真正制衡那些環境污染的違法者。

種種跡象表明，給予中國環境治理的機會已經很少。30多年對GDP的依賴，使中國經濟就像一個深度酗酒者，明知大地的肝臟無法承受，卻難以停下舉向嘴邊的酒瓶。地球是封閉的系統，人類制造的污染物被拋得再深再遠，并不會從地球上消失，總有一天會回到人們的生活中。如果我們再不改變生活、生產的方式，如果我們仍然認為經濟比自然環境更真實、更重要，如果我們的環保意識仍然無法普及為全民行動，我們能交給子孫后代的將是一個千瘡百孔、悲傷的世界。